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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日志

 
 

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2017-06-29 23:57:41|  分类: 历史回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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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 笑尘 - 行者无疆

作者:[美] 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曾梦龙     6月13日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审判进行得糟糕,组织得差劲。检察官们没有即刻用明白无误的证据抓住日本及同盟国大众的注意力(这些证据显示被告们与 1931 到 1945 年作为国家政策而推行的野蛮统治之间的关联),反而一头扎进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肮脏的日本国内政治。”

       作者简介:

       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1923年3月6日–1983年11月21日),美国记者、作家。曾任职合众国际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The New York Times》,以报道亚洲事务著称,获得过海外记者俱乐部奖,一生中著有颇受赞誉的多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拉克曼作为合众国际社驻东京的年轻记者,深入报道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另一个纽伦堡》是其耗费毕生心血的作品,他在手稿完成后不久去世。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1931年,我8岁,下决心要当一名驻亚洲的外国记者。我的父亲从事中国艺术领域的工作,那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我的少年遐想。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第一份剪报,那时候一些日本军阀的名字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比如板垣和土肥原(Doihara)。到1937年,我又知道了一些新名字,如南京暴行(the Rape of Nanking)发生时的日本指挥官松井(Matsui)——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至少有25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屠杀。(截至1945年在中国大陆的战争结束,有600万平民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是一场被遗忘的种族大屠杀。)当然, 1941年12月7日以后,在我的记忆里又增添了更多的人名,最引人注目的是东条英机(Hideki Tojo),他从1941年到1944年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946年,我23岁,真的作为合众国际社特派记者来到了东京,报道对主要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是我儿时就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其中有板垣、土肥原、松井、东条,以及其他24人。这些人是“甲级”战犯,被控犯有55项罪行,包括破坏和平、肆意杀人,以及其他战争罪行。这个审判是纽伦堡审判的日本版,在纽伦堡,对24名纳粹头目的审判在1945年11月已经开始了。

东京的法庭设在市谷,战争时期这里是日本军方的山顶总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统领的占领军当局把这幢大楼巨大老旧的礼堂改装成极为现代的法庭,加上了木制镶板、弧光灯,还有一个给译员用的玻璃隔间。这的确是为这场被法庭庭长称为“世纪的审判”而搭建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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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基百科

在这个壮观场面里,我的座位在媒体部的前排。在我左侧50英尺开外,来自11个同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英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和美国。)的大法官端坐在高出地面的法官席上。被告则安置在我右侧的被告席。正厅中部,在法官与被告之间,是那些法律斗士们:检方和辩方的律师、他们的助手及法律团队。旁听者在楼座。由于庭审用英语和日语进行,法庭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戴着耳机。算上法官完成判决所用的七个月时间,审判持续了两年半之久。有20多万人旁听过审判,其中15万是日本人。多达419位证人——从列兵到中国的末代皇帝——出庭作证。此外,有779份宣誓书面证词和陈述作为证据呈交法庭。开庭的任何一天都有大约1000人在大堂里——法官、被告、律师、法律工作人员、宪兵、速记员、译员、摄影师、旁听者,还有日本和外国的记者。七家新闻机构在法庭有常驻记者——路透社、法新社、中国新闻社、塔斯社,以及三家美国新闻社:美联社、国际新闻社和我所在的合众国际社。

每天早上,记者们在新闻室都可以收到前一天证词的副本;我相信我是唯一把这些文稿存留下来的人,因为当时我就有个朦胧的念头,想要在审判结束后写一本书。每一天,我将三或四个故事归档,一般在上午10点、午餐时、下午3点,或者是一天结束后休庭的时段。每周我都这样工作五天,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在合众社把我调派到东南亚执行其他任务之前,绝大部分的检方举证和一半的辩方举证我都在现场。甚至在我离开之后,新闻部依然保证我继续收到每天的庭审记录。没有一个记者全程报道过审判。事实上,据我判断,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完整出席过每一次庭审。每位法官都曾因各种原因不时缺席过(第一位美国法官在审判早期就辞职了,而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在辩方陈述那段时间离开了两个多月)。被告们也时常缺席。有两个在审判期间自然死亡,一个被送进精神病收容所,其他人要么短期住院,要么时不时地留在监狱里咨询律师。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来来去去,如大海中的波浪。

自从坐进这个法庭,多年来我常常想到它,令我困惑的是今天几乎没人记得这个审判,遑论赋予它什么重要意义了。战犯的名字大部分被遗忘,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再存留在世人记忆中。一些人模糊记得少数几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暴行:南京暴行、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战俘和其他被奴役劳工修筑的缅甸暹罗死亡铁路,包括桂河大桥。但是,有谁记得在利巴镇对18000个菲律宾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屠杀?有谁记得在越南谅山对450名法国和越南战俘的杀戮,日本人先用机枪扫射他们的大腿,再对那些痛苦扭动的目标来个刺杀训练?在法庭,我们听到太多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以至过不了多久它们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所有的数字,但是,我决不会忘记那些遭受了非人道行为而幸免于难的人们所讲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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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基百科

证词中不断提到对囚犯斩首的事——在运送战俘的地狱航船甲板,在偏远的南太平洋小岛,在从新几内亚直到缅印边界的丛林空地。不可思议的是,就像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起死回生的人物——译者注。),“被斩首”的人中有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来到东京法庭作证。其中有位澳大利亚人叫科林·F.布赖恩(Colin F. Brien),我清楚地记得他。1942年2月26日在新加坡的战斗中,日本人俘虏了布赖恩。 3月1日,他被双手捆绑着带到一处丛林空地,那里有一排士兵、十来个军官,还有一个新挖掘的浅坟坑在等待他。“我被勒令坐下,把膝盖、腿、脚伸到坟坑里,”年轻的布赖恩迟疑地说,“我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一条小毛巾蒙住我的眼睛,然后——”

他停下来搜索话语,仿佛重新陷入那一刻。

“接着往下说。”澳大利亚陪席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Alan Mansfield)鼓励他。

“我的上衣给解开了,扯到背后,露出脖子的下部,”布赖恩继续说,“我的头被按向前低着,几秒钟后我的后脖颈感觉到一个沉闷的重击。”

布赖恩又停了下来。曼斯菲尔德提示他:“怎样?”

“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是假装已经死了,倒向自己的右侧,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在一个浅坟坑底部,一些木桩和新鲜的泥块压在身上,双手仍被绑在后面,周身鲜血淋漓。

布赖恩继续说,他在那里躺了大约一个小时,用脚挪开身上的杂物,从坟坑里出来,爬到附近一片长着又高又密白茅的草地藏身。他再次被抓住,惊奇的日本人把他送进医院,之后是战俘营,在那里他幸存到战后,成了一个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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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亚马逊

审判中的每一件斩首案都对应着不计其数的轮奸案。轮奸比斩首更恶劣吗?根据我在东京法庭听到的证据,答案看来会是肯定的。二十五、六岁黑眼睛的马尼拉女人埃丝特·加西亚·莫拉斯(Esther Garcia Moras)所讲述的遭遇是最骇人听闻的故事之一。 1945年2月9日,大约1500人被日本人圈在一起。她同另外二十几名年轻女子一起被隔离开来,关在湾景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里面除了几个床垫,什么家具都没有。

当三个日本兵进来时,噩梦开始了,他们晃着手电,挑中两个最年轻的女人,把她们拽出去。大约一个小时后就轮到埃丝特·莫拉斯了。日本人把她带到一间空屋子,强迫她躺在地板上,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掀开她的衣服,扯掉她的短裤。她试图反抗,他们便左右开弓不停地抽她耳光。她说:“那个水兵用一只手把我按在地板上,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裤子,然后把性器官强行放进我体内。”

“他站起身,另外一个又压到我身上……他做完了,刚一起身,第三个就以同样方式伤害我。”

她爬回那间关押着其他女孩子的房间。“接下来的整晚时间我都神志模糊,”她说道。“日本兵不停地进出那个房间,单独一个,或者两三个一组来把女孩子拖走……那一晚我被强奸了12到15次,我无法记住准确的次数。我如此疲惫、惊恐,简直是活生生的噩梦……最终,大约在早上4点,我被一名水兵强奸,他的性器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仿佛把我从里面撕裂,我的私处流血了。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放过我,我筋疲力尽、剧烈疼痛并严重出血。”

2月12日下午,旅馆被炮火击中,她逃脱了。

盟国提交给东京审判的证据所揭发的另外一件大丑事是活体解剖。当然,没有幸存者能够当庭或书面作证了。日本人在日记里和书面证词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语和见闻,再一次揭露了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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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C.布拉克曼(左)在采访 Buurman van Vreeden 将军(右),来自:维基百科

在一份当作证据的日文报告中,供述人指证活生生的、健康的盟军囚犯曾被用于医学示范。“那个人被绑在光机关办公室外面的一棵树上,”书面证词讲到一个场景,“一名日本医生和4个医科学生站在他的周围。他们先取下他的指甲,然后切开他的胸膛、摘除他的心脏,医生在心脏上做实际演示。”

时常,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上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堕入地狱》(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绘的恐怖画面,这幅画我第一次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的,当时还是个孩子,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盟国检方最终证实了东京的被告与日本人对战俘、对平民、对亚洲劳工所实施的大规模非人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些恐怖事件不是孤立的事情——尽管所有的战争都有孤立事件,并且战争本身就是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恐怖统治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被告席上最有教养、最敏感的人物之一——外务大臣重光葵后来写道:“想到诸多非人道的错误行径在二战后被曝光,使我们名誉扫地,给世人留下日本人是残忍怪物的印象,这真是糟糕透顶。”

面对这些披露,如何解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几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呢?为什么众多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者和学者实际上忽略了东京审判呢?千真万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直已经被20世纪历史的最大黑洞吞噬了。在数以千计有关这场战争的书籍中,只有两本谈到东京审判。一本是盟国首席检察官和一位助手在1950年所写的一本法律小册子,专题论述审判的合法性。另一本是一位学者在大约20年后撰写的,它关注的是审判的不合法性质。即便是写施泰因布伦纳(Steinbrenner)和他的纽约洋基棒球队的书也比这要多。根本没有一本讲述审判本身、它的发展经过、证词,以及众多聚集在东京舞台上人物的著作出版。这与描述纽伦堡审判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关于纽伦堡已经有十几本书和几千篇报刊杂志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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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基百科

当我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有意写一本有关东京审判的书时,他回我一个短笺,说他曾经对纽伦堡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准将提到这个课题。“泰勒前几天对我说,他觉得对你而言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但是为什么这个“了不起的主意”会被忽视这么久,如果真的了不起的话?为什么各盟国政府自己回避这件事?就是这位泰勒,在几乎30年前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曾评论说:“不幸的是,公众对东京审判的冷漠是与参与国政府自身明显缺乏兴趣相匹配的。”

诚然,审判的范围令人生畏。举例来说,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重读了千万字的庭审记录,给50000多页的记录内容编写了一个索引。我重返亚太地区,从堪培拉到东京,追踪文献、采访审判亲历者,并且重访法庭旧址。

审判的长度和所涉内容的广度并不是有效书写它的唯一障碍。除此之外,人物阵容当时(现在依然)很庞大,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一无所知。我怀疑今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是否熟悉一两个以上涉事者的名字,通常也就是天皇裕仁(他并没有受审)和首相东条。纽伦堡在这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至少在西方,德国被告人的名字是容易记住的,这些名字能够在每一本美国的都市电话簿上找到——弗里克(Frick)、弗兰克(Frank)、戈林(Gring)、罗森堡(Rosenberg)、博尔曼(Bormann),等等。并且,暴行的发生地离家较近。很少有人会忘记那些集中营受难者、堆积如山的尸体和瘦弱憔悴的幸存者的照片。

东京审判还存在语言问题。审判用英语和日语同步进行(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也使用汉语、俄语和法语)。然而,日语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为一个单词或短语的意思经常发生无谓的大声争吵。双方律师不久就明白要尽可能简化他们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证人、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交流还是会有一些含混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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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flickr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审判进行得糟糕,组织得差劲。检察官们没有即刻用明白无误的证据抓住日本及同盟国大众的注意力(这些证据显示被告们与1931到1945年作为国家政策而推行的野蛮统治之间的关联),反而一头扎进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肮脏的日本国内政治。他们的本意是揭露军国主义分子在1928年之后如何操纵政府并掌控整个日本。他们出具的证据涉及刺杀日本首相、实施新闻管制、动用可怕的宪兵队(Kempeitai,日本版的盖世太保)清除反对派,以及大量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包括关于战争规则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证据太过频繁地纠缠在诸如解释日本宪法这样神秘晦涩的事情上。情势中原有的紧张刺激往往在法律把戏的迷茫中消散了。

最后,我觉得倘若不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审判,撰写它的编年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旁听审判,就像动手做一个拼图游戏之前必须研究图板盒子上的画面一样,因为实在有太多不同的碎片了。检方和辩方有时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不按规定时间传召证人、不按次序出示证据,或者突然转到与手头证词无关的话题。这种搅乱证据和程序的事情又伴随着几位辩护律师和盟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夸夸其谈。

辩方律师,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律师,常常故意引起阻滞。一些辩护律师多年后对我承认,他们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动议来拖延审判,以期盟国自身解体,而中国、美国和日本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如此便会提升他们当事人的免罪成数。这样一来,庭审中很多时间——也许超过三分之一——都被动议、案情简介,和我们大多数人看起来是法律细枝末节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占据了。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司法洪流经常被缩减为涓涓溪水。对审判的报道轰轰烈烈开头,但是相关消息不久就从头版滑到尾页,最终销声匿迹。当时(并且从那时起),对正义是否真的在东京法庭得到伸张的质疑就已经出现,不过多数情况下都被淹没在忽视和冷漠的海洋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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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基百科

本书是一个尝试,希望能澄清东京审判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假如很少有人了解审判实情,对证据又一无所知,那怎么可能对这个审判的是非成败展开通情达理的辩论呢?我认识到,机遇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使我能够写出第一部按时间顺序的审判进程记述,让“另一个纽伦堡”恢复它的实在性质,即二战史、中日战争史乃至现代亚洲事务历史上的分水岭。

在冗长的探寻历程中,我曾犹豫再三。这种编年式的战罪审判重现会不会无端冒犯今天亲西方的日本人呢?为何要挖掘那些陈年往事呢?最终,我得出结论,有关纽伦堡连篇累牍的文献没有激怒德国人,我这个记述也应该不会令日本人气愤。毕竟,东京的盟国检察官反复强调过,受审的并非日本人民,而是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接管政府的军国主义分子。

再者,对德国纳粹政权的持续揭露如今已被认定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主要障碍,因为德国人了解以前的当权者那些不可告人的行径。日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譬如,年轻一代对最近的过去都知之甚少。东京帝国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倾向于迅速忘掉坏的事情。”

可以理解,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愿意不断地回忆自己历史上的黑暗面,不论是日本和纳粹战犯在二战时期的行径,还是欧洲列强在亚洲野蛮的殖民主义,或者是穆斯林世界和南北美洲存在的奴隶制。但是,正如纽伦堡盟国检察团的一位成员惠特尼·R.哈里斯(Whitney R. Harris)所表述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回避昨日邪恶的时候却不应忘记它所造成的罪孽,更不应由于忘记而相信那些罪孽根本不曾发生过。”

这是一本早就应当完成的书。  


引文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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