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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始,沈昌文和他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上百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⑤  

2017-06-01 00:04:00|  分类: 历史回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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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始,沈昌文和他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上百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⑤ - 笑尘 - 行者无疆

 题图为电影《浪潮》剧照,来自:豆瓣

曾梦龙     5月5日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 5 本。

       49岁,在如今很多人已经开始想着退休的时候,沈昌文开始了独树一帜的出版人生涯:三联编辑室主任兼《读书》杂志的负责人。

       5年之后,沈昌文出版畅销书、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作品《第三次浪潮》,但随后他听了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著名的“大右派”李慎之的劝,决定“向后看”。李慎之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虽好,但是“太新”——这本书据说让“文革”之后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国外的技术进步已经到了怎样一种地步,“地球村”的概念即由这本书推广开来——相比“地球村”、“电子邮件”这类闻所未闻的东西,“向后看”更多是“为读者打基础”,普及自由民主思想基础。

       在查看了巴金之前翻译和主持的出版社书目,后又查看了1930、1940年代整个上海的翻译书目后,沈昌文锁定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1882—1944)的《宽容》,译者为三联的编辑迮卫和靳翠微。

       “在这里缕述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三联书店编辑部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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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成为震动出版界的产品,一经推出随即畅销,“一下子印了五六十万册”。这本后来甚至被选入了中国高中教材的书现在已经有十几个译本。曾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的王焱对《好奇心日报》评价说:“《宽容》是一种文明的气度。思想史上,很多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事后发现也不是什么绝对真理,我们要对各种不同意见保持一定的宽容气度。实际上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多元带来思想的多元,那种一元的政治思维不适合未来的形势。” 

       沈昌文并没有预计到这本书的畅销,在1985 年,他要谨慎得多:“文革强调的是不宽容,现在要宽容了,这实际上是批判文革了。可是呢,不明说。”

       现年86岁的沈昌文这样总结:“‘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不明说。”

       沈昌文大半辈子都在从事出版工作。当时,三联书店还未恢复建制(1986 年恢复),隶属于人民出版社,所以称为“编辑室”。中国刚从“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久,还未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沈昌文和他的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则恰巧赶上并一同塑造了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热”的时代潮流。

       “介绍民主自由思想”成了三联编辑室出版书目的主旨之一。《宽容》出版之后的1986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的《异端的权利》也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讲述了西方500多年前,学者卡斯特里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反对日内瓦最高统治者加尔文的故事。加尔文之前是宗教改革的英雄,但那时已蜕变为暴君。

1980 年始,沈昌文和他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上百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⑤ - 笑尘 - 行者无疆

 来自:豆瓣

       后来,沈昌文又接着出版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和《昨日的世界》。翻译书的选题也越做越大,“脑筋动到外国驻华使馆等单位身上”。由此,沈昌文出版了美国文库(4种)、美国文化丛书(27种)、德国文化丛书(12种)和日本文化丛书(6种)等,引进了来自各国的经典作品。

       其中,美国的经典作品翻译还来自香港五十年代的“今日世界”(World Today)出版社。该社的社长为香港作家董桥,编辑和翻译则包括张爱玲等著名作家,而沈昌文是通过作家罗孚才与之认识。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总编辑,曾帮助金庸和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也与曹聚仁、叶灵凤和西西等众多香港作家交往密切。

       沈昌文是上海人,14岁起在上海金银首饰店当学徒,还曾在上海一所夜校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最后学历则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中国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开始时,他不过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员。

       不过这样的出身让他获得了“政治上可靠”的认可,1960年代,沈昌文参加中央“反修小组”领导下的组织翻译“帝、修、反资料”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李慎之、董乐山、罗孚、刘仁静、冯亦代、潘光旦和费孝通等等著名知识分子——董乐山之后就曾翻译过《一九八四》《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作品——当时,这些人大多都是被打倒的“右派”等“黑五类”,沈昌文是极少数被允许与他们交流的人之一,而他们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沈昌文日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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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豆瓣

       后来,《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这些翻译书被沈昌文编进了一套名为“文化生活译丛”(46种)的丛书,其中还包括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等等。

       当然,无论是《第三次浪潮》也好,还是《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等也罢。碍于时代因素,这些翻译书最后都免不了删节的命运,而所删的内容也基本上属于反对马恩列斯毛和“露骨”的性内容等。

       不过,这些书对当时中国人的冲击已经足够巨大,新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八十年代也被看作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学者金观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金观涛也曾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74种,是当时对年轻人有着重要启蒙影响的丛书之一。而且,这套丛书的编委就有三联的董秀玉和王焱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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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豆瓣

       很显然,从 1980 年担任三联负责人伊始,沈昌文和他出版的上百种图书、《读书》杂志、三联书店也加入了八十年代这场新启蒙运动。

       1986 年,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齐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由此,这个以甘阳为主编、以研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由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35 种)“新知文库”(78 种)“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5种)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就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名作。

       “这些书比如《存在与时间》太火了,首次销行即为7万册,《存在与虚无》10万册。这些书当时都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时任《读书》杂志副主编,九十年代接任沈昌文三联书店总经理职位的董秀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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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杂志第一期,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

       《读书》杂志则不仅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等重要文章,还刊发了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舒芜、劳祖德、顾准、王蒙、叶秀山、杜维明、甘阳、张汝伦、刘东等大量老中青学者的文字,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每期发行量在十几万册。

       当然,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现也得益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在倡导“三宽”(宽容、宽厚和宽松)之风。

       沈昌文出版过一本俄文的畅销书《情爱论》。这本书1984年出版,印了120万册,是三联书店在80年代最为畅销的一本图书。书中,保加利亚人基·瓦西列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性观念,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肉欲,因为肉欲是爱情的唯物主义基础”。这对曾经不讲肉欲,只谈感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除了翻译书,沈昌文还积极引进了台湾、港台和海外中国学人的图书,这其中就包括蔡志忠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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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kongfz

       如果简述这位老先生的履历,他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也当过《读书》杂志最具影响力时期的主编,还建议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被人尊称为“沈公”。

       1996年,时年65岁的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但一点都没闲着。

       他先是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结盟,陆续组织出版《万象》杂志、《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书趣文丛》等。2000年起,沈昌文又开始与郝明义合作,加入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最后还把自己这段新编辑生活概括为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二十个字。

       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店)二楼的咖啡馆见到沈昌文时,他看起来和沈帆(沈从文孙女)给他画的那张漫画很像: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只不过手上没像画上那样拎着两大捆书。这张漫画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封面,生动地诠释了老先生的脾性。

       “每天非上网不可”,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说。他不仅喜欢上网,还订了至少5种报纸,而且“一定要花5000块钱订杂志”。

       沈昌文还是自己口中那个“知道分子”。“我躲在自己的房间,但颇少‘反思’,只是还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我每天上网几个小时,藉此知道世界上人们在干什么。‘知道’,眼下是我生命的全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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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沈昌文自传《知道》内页

我们把沈昌文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认识他。

口述 | 沈昌文

“向后看”,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和政治中最缺的《宽容》《异端的权利》

《宽容》现在有十几个译本,这个完全是根据李老(李慎之)的一个观点,要“向后看”。

李慎之是大右派,新华社最著名的右派,上面是要我监视他的,结果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我很听从他的话,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两个人很好。所以他去世以后,他的书国内还不能出,我给他弄到香港后出了。他是我老前辈。可是呢,刚认识的时候,也是中央让我去做这些右派的联络人。这样我认识了李慎之,董乐山,都是新华社的。李慎之是副社长,划了右派。董乐山是对外部主任,划了右派。别人不能跟他们交往,中宣部指定我可以交往,因为我政治上可靠,我是工人阶级出身。我的很多思想都是他们那里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后),李先生找我谈了,说你们出这些书,很好,不过太新潮了,中国人现在还跟不上。他是自由主义,他说中国人要从根本上来接收自由主义,所以你应该想办法。他提一个口号非常好,叫“向后看”。这是美国最新的书,你要翻美国过去的书。这对我影响大极了。以后我们新潮就很少搞(之前出版的那些书),既难翻,读者又少,而“向后看”的书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改变方针,托夫勒的书(《第三次浪潮》)出了一本以后,大概又接着出了一两本,以后就没再出了,把目光放在过去。

“向后看”我就找书,找找找,找了好多书,最后看中了房龙。于是,房龙的第一本书《宽容》(后来就出版了)。因为经过文革,文革强调的是不宽容,现在要宽容了,这实际上是批判文革了。可是呢,不明说。“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不明说。所以这本书我很感兴趣,我找到了原文书。原文书很奇怪,是从美国找到的。然后又找到了旧译本,最后翻译了,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和《宽容》都是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想不到翻译了以后,影响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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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来自:cnpubg

《宽容》这本书后来还变成了中学教材。当时什么人都看,影响大极了。接着我对房龙感兴趣,收集了好多房龙的书(《漫话圣经》《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等),不断地出版。这是实践李慎之“向后看”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取得了巨大的影响。

从房龙开始,我就拼命找和房龙有关的书,以及跟房龙有关的人,找到了另一个作家,这个叫茨威格。第一,他对中国来说思想很先进;第二,语言通俗。所以顺着这个就找到了茨威格,而且茨威格题目更尖端,这在中国简直不能容忍,所以《异端的权利》(也出版了)。《异端的权利》卖得不错,都有删节,不过不多。这名字——“异端”,在文革的时候是不能有的,它现在认为异端有权利了。(茨威格这些书)也都是思想解放,但影响比房龙小一点。

我开头是从巴金、老上海他们翻译的书里边,后来是从台湾翻译的书里边,发现茨威格这个人,所以茨威格的东西我也翻了很多。我翻了四种,《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异端的权利》。《异端的权利》不是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可是也是私人翻的。这些东西因为要通过公众的语言传达一个异端的思想,所以我一直很谨慎。这个译者是谁呢?是我做学徒的时候我老板的弟弟跟他的儿子,他叫赵振尧,他的儿子叫赵台安。赵台安现在还在美国,当时因为我要删节,要利用一个像样的名义,贩卖异端思想,所以必须要找熟人翻译。要不然他告状了,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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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

讲马克思、恩格斯性观念的《情爱论》成了三联 1980 年代最畅销的一本书

(1983年,三联编辑室出了一本《情爱论》,印了120万册,非常畅销。)这本书非常特别,这是本俄文书,作者是保加利亚人。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先生手边有,给我看了,后来我自己又找到了。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已经开始出了一些讲性学的书。什么性学报告都挺厚的。当时我们一些作者,上面的机关,觉得这些书不很正派。(所以)开头我很顾虑,后来我一查,解放前三联书店关于性的问题谈了很多。我就胆子大了,就把这本书翻出来了。

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讲马恩对性的问题的看法。我们当时共产党认为性的问题不能谈肉体,只能谈情感,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应该谈肉体。所以他用这个观点,而且引用了很多材料。这个材料是哪里呢?是马恩当年的通信,都收在马恩全集第十卷。马恩全集那么厚,都是编译局翻的。可是,非常奇怪,这两人的通信里面谈到性的、露骨的话,都没有翻译,是法文。他们两人写信用法文写,所以还好,我这本书请编译局翻的,他们有办法全部把它翻出来。那当然也有一点删节,但删得并不多。

《情爱论》影响非常大。因为《第三次浪潮》上面可以说内部发行,但马恩谁敢说内部发行,马恩的性观念。当然我删了一些,删这个责任编辑是谁呢?吴彬。我无非对吴彬说,露骨的话就不出来了。想不到删了以后,出了以后,影响那么大。《情爱论》的名字是我改的,我改得文雅一点。原来(《论爱情》)太俗气了,这是三联1980年代最畅销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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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马逊

从“反帝反修小组”那里获得的翻译资源,然后有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生活译丛”

(我)把翻译的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文化生活译丛”)。这里面很多都是解放前上海和台湾已经翻译的东西。当时我是做了几件事情,把巴金过去主持的翻译的书,还有台湾的,我都收进来了,选择了重印。也是从房龙开始,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财富。这些书又解放思想,又看得懂。

为什么要出翻译书呢?当时恐怕三联书店在全国比较注重翻译书。原因恐怕一个是翻译书好办一点,讲话好讲。另外一个,我个人和翻译书特别有关系。为什么呢?我在文革以后,当时反修的时候,我调到反帝反修小组去了,我做那里的秘书。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可是又号称懂外语,而且号称懂好多个外语。我的确懂好多个外语,但只懂这些外语的冠词、前置词,别的不知道。所以在中宣部的那些领导面前,我可以说,他们拿了一本书,我说这是罗马尼亚文的,叫什么名字,我看得懂,其实我内容一点看不懂。那么不管怎样,因为我工人出身,所以我就被提拔到那儿去了。

那里我做的工作非常奇怪,上面给我的工作就是专门找有问题的人翻书,让我这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找。所以我当时认识了很多有问题的人,以后变成大人物了。像董乐山,冯亦代。当中我管理的最大的一个人叫刘仁静,中共一大的代表,指定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和他联系。因为我政治上可靠,跟他联系,找他翻译什么呢?翻译托洛茨基的东西。因为他认识托洛茨基,会翻。每个月规定给他90块钱,我给他钱,他给我15000字。

所以等到我主持三联书店,我特别对翻译书有兴趣,而且原来的译者都翻身了。潘光旦呀,费孝通,当年都是,所以我工作就很方便。为什么编译局呢?我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我就住在编译局里。我跟编译局里的左派一起住的,因为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相信的人,我在里边,俄语我是会讲的,别的我不会。我跟编译局很好,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翻译书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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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董乐山,来自:renminbao

“我是一个商人出身,赚钱的事怎么会错过”,一本怪书《戴尼提》得以出版

我当时和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些越来越熟了,美国大使馆看见我要出这些东西,高兴极了。他们要资助我,给我钱。可是呢,我也打听了,他们的钱不能接受。

可是,我是一个商人出身,赚钱的事我怎么会(错过),赶紧想办法。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我每次出他的书。市面上都是平装本,我给他100本精装本,用美国市场的价格卖给他,他给我几千块美金,最后也跟贴我钱差不多。我这精装版哪来呢?是用平装本的芯纸加一个精装的封面,内芯没改。印书的时候关照它,给我多印多少芯纸。现在他们还把这些精装书陈列,还有个陈列馆在东边。这样我还是赚了他不少钱,这个我很得意。

不但是“美国文化丛书”,还有“美国文库”。后来我又找了德国人,出了“德国文化丛书”。后来我要出英国文化丛书,很奇怪,英国人不理我。英国大使馆跑穿了,不理我,不知道什么道理。德国人理我,我的德语不好,他还招待我去了德国好几次,这样出了一套书。赚美国人钱赚得最多,而且篇幅大,都那么厚一本,我非常满意,而且说实话,赚了不少钱。因为他大概也知道这是贴钱,但名义上叫买书,Special Edition 。

“美国文库”影响最大,美国的历史文献都在里边,那么厚一大本。还有呢,我之所以赚钱,除了他买以外,稿费什么的都不付。为什么呢?除了我自己组稿,大部分都是World Today(出过的书)。那个出版社是1949年以后,一批亲美的知识分子在香港设立的。董桥就是其中的领导。编辑有谁呢?我告诉你,张爱玲等等。所以它的书非常好。张爱玲的书后来我也出了,都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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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kongfz

这样一来,我跟董桥也很熟了。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都要到香港去一次,跟他们谈。跟这里美国大使馆谈。我这两天正在写回忆罗孚的文章,老罗帮了我的忙。老罗很奇怪,我是老熟人,不准叫老罗,叫老孚,住在中关村,我经常到处换乘去看他。

《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1988)这书是我当时的一大动作。当时中宣部下面有个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把我找去了,我就算里面的秘书。通过这个我知道,小平同志,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支持这本书当时美国方面出版的主持人。所以呢,我很感兴趣。而且呢,我跟他们一谈,他们愿意到我这儿来做推销,这一下子派了十来个人来中国,都他们出钱。

卖书的时候,他们那些美国女孩子都穿着超短裙站在书店门口,唱歌,推销,影响很大。可是,没过多久,美国的《读者文摘》里边发表文章说这是假科学。于是,上海把这个文章翻译出来,攻击我们。这样我就停下来了,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完全是讲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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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kongfz

“台湾在文化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于是出版了蔡志忠漫画、正版的金庸

我喜欢办皮包出版社,什么事情都在我头脑里。我看见什么文章好,我不露声色,以后慢慢给他安排书。变成一个编委会,还要提什么计划方针我不会做,那么一做就复杂了。所以我的做法是个小单位,就我一个人上上下下跳,人家觉得像发神经病一样,其实背后有一个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不敢说,因为说出来可能挨批。因为知道什么东西今天对的,明天就要挨批,这是我阶级斗争的经验,所以我都用别的语言来说。(主导思想)那我当然就相信两个人,一个陈原,一个李慎之。实际上是自由主义。

为什么到现在我讲台湾统一和两岸问题的时候,我始终是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台湾在文化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我们当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更厉害了,现在尽管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可还是管得太严。他们那里有很多好东西,所以我很希望两岸统一,我们要向台湾学习和沟通。

我在台湾也特别行得通。为什么呢?我懂得旧中国,我用旧中国的办法跟他们对话,都成功了,用新中国的办法不行。我是旧中国出来的人。当时更厉害,为什么呢?当时台湾出版界的人,很多都是1949年以前上海四马路的书商,我跟他们更讲得来,所以我跟联经、三民、时报等关系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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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来自:sohu

我退休以后,主要是跟一家台湾出版社工作,就是郝明义。我跟台湾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觉得他们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无论是著作还是翻译,我很多书都愿意先找他们。蔡志忠也是这样。蔡志忠以前,我找了好多地方,包括日本、香港,都觉得太西方。蔡志忠,完全中国的。蔡志忠的漫画,讲中国的古典,中国的经典,香港、美国它们都做不到。我跟蔡志忠现在都是好朋友。他现在不住在台湾,住在杭州,我也去过他家里几次,谈得来。

所以,我到目前还是这个看法,台湾比我们还中国。我们还是像我这样受苏联影响,可台湾在国粹这个问题上,掌握得很好,我很欣赏,所以我很愿意找台湾的书。蔡志忠就是这么找的,觉得找对了。中国人欣赏他,他懂得中国的东西。他现在画的东西也还是中国的。

(1993年,三联一口气出了差不多40种蔡作。)这个对我的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他稿费都存我那儿,不拿。所以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据说有400万。我这些钱都给职工在方庄买了宿舍,所以呢,职工买宿舍的时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十八块一平米。现在的房子得要多少?所以表面上我一分钱也没拿他,实际上在通货膨胀的情况,把几百万块钱始终存我那儿,我直到退休了才给,我很感动。这个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连我都不地道。

1980 年始,沈昌文和他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上百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⑤ - 笑尘 - 行者无疆

来自:豆瓣

因为当时我要出别的漫画都有问题,日本、香港的都讲西方的,中国丁聪都是政治上骂美国,而蔡志忠完全是宣传中国思想,奇怪的是,他的那些中国思想连我这个中国人当时都不知道。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观点,一看他的漫画才懂得。他的那些古典并不单是四书五经,很多是民间文学,我很佩服。这个人真奇怪,现在有的时候他把微积分什么都画成漫画,这是个怪人。  

金庸是罗孚给我介绍的,我1989年1月专程到香港去看他,以后董秀玉接我的班了,她又把金庸的书出了。我当时要想出,但因为……出不了,搁起来了,后来等到董秀玉任内才出,可是开头是罗孚给我介绍的。金庸很爽快,罗孚介绍的,他对罗孚佩服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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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obii 

 

引文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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