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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日志

 
 

真正奇怪的事情是,除了娱乐,没有了别的空间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②  

2017-02-07 00:57:44|  分类: 焦点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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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梦龙     1月26日

真正奇怪的事情是,除了娱乐,没有了别的空间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② - 笑尘 - 行者无疆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你看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什么,我觉得每件事都太火爆了。比如我可以和你说什么王宝强呀,什么张靓颖呀,什么林丹啦,我跟你列举出几十个。但当这么大关注度、且同类的事情刺激你的神经的时候,频次太高,反而到了年末,回头一想,什么都没有了,你只是觉得疲倦。”

       2016年年底,窦文涛跟我们聊起这一年的热点话题的时候,与我们感受一样,热闹,茫然,然后显而易见的,“只是觉得疲倦”。

       那些热点随着互联网和手机,一次一次在年轻人的生活中炸开。前一年的各种真人秀、综艺节目的热闹还是娱乐工业精心编织出来的结果,而到了 2016 年,娱乐升级了,明星们自己的花边新闻抢了所有的眼球——借助于最不堪的自爆、互怼和狗仔的推波助澜。

       “娱乐反映最普遍的需要,谁不想开心?这个是正常的,娱乐业是非常显赫的工业。综艺会吸引点击那几乎是不用奇怪的事情。”窦文涛说。

       自媒体和网红们获得关注的最好方式也是说一说明星的这些大新闻。一个来自桔子娱乐的记者说,那一段时间里每天都要写好几条跟“宝宝”有关的:这个有流量啊。

       然后它们汇集在今日头条、微博,或者传统的网易、腾讯的新闻客户端里,成为这些聚合平台的流量来源,还包括做起了内容的淘宝、支付宝和各路电商——你让人来到你的店里的最好方式还是说说出轨这些事吧。

       “但真正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了别的空间。”窦文涛说。

       这个“奇怪的事情”是一个结果。

       整个社会先是没有太多让你探讨的东西——“如果有空间去讲,我相信,有些新闻爆出来,绝对会超过任何综艺节目。比如说尼克松当年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我相信这个新闻吸引的人群可比看任何娱乐节目的人群都大都广。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严肃问题的言论空间是有限的。一个社会的关注点本来是平衡的,人们既要关心严肃的问题,也要关心娱乐,为什么今天显得都变成娱乐了。也许可以问一问,本来那部分需要做得怎么样?比如说允许做得怎么样?”窦文涛说他“只能说到这儿了”。

       而即便可探讨,我们还发现真正占有足够的信息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周保松举了几个“小粉红远征海外”的例子,年初百度贴吧“帝吧”的大批用户在 Facebook 上打算通过大规模的“爱国统一宣言”干扰一些台湾地区的账号,但要是问起他们对台湾有多少了解?“大部分都没有。他们没有渠道去了解台湾的人在想什么,台湾的历史是什么,政治制度是什么。所以他们接收到的资讯都是一面倒的”——最后,这些远征,差不多也成了娱乐事件。

       这在蒋方舟那里,更深的感受是似乎没办法沟通。老舍去世50周年的时候,她写了一篇文章,有个高中生觉得她是一个“公知”,所以对文革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们在私信里聊了七个多小时,蒋方舟收获了若干条“请你原地爆炸”之类的信息之后,也不是很能叫得准是不是真的说服了这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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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作家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来自:forum

陷入一个死结中。

于是人们只能回到娱乐:开放,随便说,不用负责任……于是又会发现新问题:我们如何面对隐私、如何获取真相以及我们认可的那个“后真相”、如何面对共识与异见——所有东西都纠葛在一起。

接下来的系列报道,将会围绕上面这些问题展开。

“我觉得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正确,但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加起来去讨论一个问题,它可以让我们得到最多方向上的启示。”窦文涛说。

共识并不应该成为一个健康社会的目的,多元思考的空间和能力更有价值。

显然,多元是缺失的。

这一篇是对 2016 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或者趋势的思考。

11. 为什么医患矛盾到了生死地步?为什么暴力威胁也成了一种资源?

郑戈:

贾敬龙被认为是一种私力救济。甚至有人举例说,中国古代有人杀死杀父仇人,然后朝廷都是会免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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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石家庄农民贾敬龙因为强拆复仇,杀死了村支书,后被判死刑。   来自:sina

但其实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私力救济是最站不住脚的,现代国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私力救济,由国家来垄断暴力的使用。如果你主张私力救济,或者它在法律上可以作为一种从轻考虑的话,那整个社会就会乱套。它和中国很多深恶痛绝的现象都是有关联的,比如医闹,它恰恰是你对医生不满。其实在任何社会,大家都知道,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但是恰好没有治好你所关心人的病,就去打医生,甚至把他杀死,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也经常给外国学生讲课。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医闹这样的事件?他说在他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医生没有治好病人,这个病人是不会直接去找医生的。哪怕你认为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医生操作错误,他也会去找专门的投诉机构。医生就和法官一样,完全是和大众屏蔽起来,他有一种专业的保障机制。他也有很完善的保险。有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关的赔偿。那么在我国,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配套制度问题,还都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说一个医疗事故,到底应该如何赔偿?他都会直接去找医院闹。因为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也被大家所接受的制度安排。

苏琦:

何止医患之间,放眼望去,几乎每一组关系都有可能变成致命的关系:城管VS小贩、拆迁办VS钉子户、业主VS物业等等,他们相互伤害,不知不觉玩起零和游戏。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会致命、但互信已被毒化的关系:房地产商VS房奴、食品生产厂家VS普通消费者、教育主管部门VS家长、广告从业者VS受众、机场VS滞留乘客等等。在彼此的眼中,对方分别是贪婪伪善、见利忘义和得理不饶人且无理赖三分的代言人。

归结到一点,我们是相信潜规则的社会,真正的公共准则缺失。大家普遍觉得谁要是真正按照表面上的规则行事,肯定是吹的。比如说法院里没人,不要去打官司;医院里没人,不要去治病。你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信任谁,那每个人不都是别人的敌人吗?久了就是靠暴力解决问题,暴力也是一种(可依赖的)资源。

12. 为什么连说春晚不好的权利都没有了?

李银河:

今年我特别关心的一个是春晚的反应。好多人在网上表达不喜欢春晚以后,就遭到删帖,我觉得这个非常荒谬。

言论自由的尺度,这是个大问题。

如果说一个国家,媒体上有一些东西完全是不能讲的,我觉得这个绝对不行。比如说“宪政”这东西不让人讲,这个不行,你还是得让人讨论。最近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说的是《我们的改革为什么必须明确拒绝宪政》。因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意思是我们是社会主义体制,比宪政更民主更好。作者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我们不能比宪政做得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这话简直让人听了以后,绝望死了。

先搞清楚,宪政的对立面是专制呀,你是主张专制还是主张宪政,就这么简单。怎么能说我们要拒绝宪政?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比宪政还好?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证明,就不能有,那么我们干嘛要去接受宪政?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是疯了,没有政治学常识。

宪政弄了一百多年,从辛亥革命开始,现在你来拒绝宪政,你要干什么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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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走向共和》,该片讲述了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   来自:douban

怎么能允许反对宪政呢?自己在大街上写着民主,民主不就是宪政吗?

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己就反宪政,你说这人不是神经分裂?

13. 摄像机应该出现在大学课堂里吗?

高全喜:

知识分子也没有确定感,草木皆兵,本来思想探讨无禁区,发表文章有纪律,现在搞得教室搞摄像机,录下来的东西可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以前这些都不能作为证据,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现在都可以成为呈堂的证据。如此下来,谁敢真正带领同学们去探索问题?大学课堂本来是一个探索真理的地方,应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氛围,鼓励大家去探索真理。真理不是放在那里随便拿的,而是在相互的辩驳中产生的,但这些在今天的课堂都被扼杀了。

14. 共济会之类的阴谋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梁文道:

阴谋论从来都很流行,没有消失过。美国大选、英国脱欧都看到很阴谋论的。阴谋论今天之所以流行,首先因为你没有一个为公共所接受的权威。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具有公信力的,没有什么是权威的。比如说,原来我们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大家应该是相信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媒体,大家就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消息。阴谋论都有共同的基础的条件和结构才能流行。

第二,你发现事实是不可检测的,也很难检测。你要去寻找事实的途径很复杂,你要找到它的时间跟精力的成本消耗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阴谋论提供的是什么?一种很方便的理解世界的工具。阴谋论是一种很简单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它一定又符合我们人本身已经存在的前提跟假设。任何理论都要去验证对不对,当你拿着阴谋论用在个体生活中,你发现它都对,那你就会相信阴谋论。

正如当年纳粹的宣传,他们就很喜欢强调“锡安山会的阴谋”。“锡安山会的阴谋”指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批锡安复国主义者,就是犹太人,他们是阴谋结盟的跨国资本家,他们想要复活锡安国,同时想霸占整个欧洲。那为什么大家会相信这种话?那是因为,第一,你看到,的确我们德国最有钱的好像都是犹太人,银行家都是犹太人,这些都是有钱人,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犹太人是德国的少数民族,那凭什么他们都占据了那么有钱的位置?你平常生活里看到的东西好像都在验证这么一个讲法。你相信这个理论,你的这个倾向会让你看不到反对它的这个事实,比如说穷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大部分东欧犹太人都很穷。农民在很荒凉的土地上面耕种,你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因为你已经相信了那个理论。所以阴谋论的结构都很类似。

       15. 为什么我们成了这个社会流行阴谋论的牺牲者?

       张铁志:

这是 Social distrust。我想到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就是社会资本。就是说,社会资本越强的社会,它会民主,经济越来越好,人跟人之间彼此越来越信任,而且更多的公民团体。过去,人们都感觉大陆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是很低的。包括五六年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路边有人受伤都没人理。这个就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可能被扭曲的一面,有人拼命想要赚钱,公共的一些领域又被大家批评,所以社会不信任度非常高。

我一直强调,中国现在最可怕的是这种商业的逻辑,大家什么都要去赚钱,什么都可以卖。

高全喜:

这种阴谋论、妖魔化是跟当时的不确定性有关。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人有追求确定性的诉求,但人往往又不相信官方那一套。所谓的阴谋论,似乎给“不确定性”找到了始作俑者。

第二层,阴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的技巧,是不同利益群体实现自己目标的战术,这些司空见惯。我们看人类发展的整体情况,在人类启蒙之后,人的自主性逐渐充分之后,小的阴谋论虽然还有可能大量存在,但国家性、全球性的阴谋论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思想多元,无论是观点,还是利益,是立场,还是族群,都不可能独揽一切。你觉得有什么力量可以产生一个可以搅动全球的阴谋呢?没有这样的力量主体。

第三,阴谋论都是有目标的,但这个社会的利益分化如此之大,即便是刚开始有共同想法,最后也是会破灭的,因为利益逐渐分化。阴谋论自始自终在运转,但目标是达不到的,阴谋很快会大白于天下。像什么郁金香狂热、君子兰狂热,都是短短几个月就破灭了。现在信息传播如此之快,表达方式如此之多,怎么会有阴谋论呢?从正常理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共济会曾经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准组织,在 17 、 18 世纪当时的社会状况还比较封闭的环境下,或许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到了 19 世纪之后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力量。现在有更加规范的政党、组织,早就替代它了。即使还存在这些仪式性、形式的东西,但谈不上阴谋,没有力量、没有主体,有什么阴谋可施展?没有共同信念,没有共同纲领,没有组织,有什么强有力的计划可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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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济会标志,它被看作阴谋论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像《货币战争》、 1969 年阿波罗的登月是一场骗局、 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行径等都是著名的阴谋论。   来自:wikipedia

16. 我们如何打破阴谋论和偏执的思维方式?

梁文道:

因为阴谋论是符合人类的思考和认知的,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很难破除。生活使得人需要简化事件,要不然我们很难活。要不然我们怎么说会有种族定型、种族偏见,国家偏见。那是因为这种偏见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有的一种分类需要。我看到什么东西我会很担心,我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好,那是类型化思考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类型化思考我们活不下去。文化是这么起来的,人的思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看到一些人肤色跟我完全不一样、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会很自然把他们归成一类。这是一个符合思考习惯、人类基本认知结构的东西。大部分我们的偏见都跟这个有关。

克服这种偏见等于克服人的认知本能,一个人要克服人的认知本能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你要经历严密的逻辑训练,你要随时清醒地反省自己。对大部分人来讲,这太难了。

苏琦:

所有打破阴谋论和偏执的办法就是信息的完备性。所以你就不能只提供单方面信息,我觉得有担当有责任的媒体就尽量要有一种持平之论,要给出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各方面的视角。网民如果得到更多信息的话,慢慢来,还是会好一些的。

我们的教育本身就是单向的,灌输为主的,告诉他们定论,所以从小不太会反向思维,不太会在一个没有预设定论,预设一个前提的情况下,怎么用多元的方式吸收各方面的信息,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最大的缺陷。

那你想想,一旦你觉得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元的或者一以贯之的定论,你会产生一些困惑,你又没有对多元的信息接受能力,没有最后归纳总结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干脆你就把别的一些、多方面的声音会看成杂音、噪音,要么就觉得是阴谋论。这个时候你就会回到你习惯、熟悉、喜欢的单一解释模式。谁能斩钉截铁地告诉你答案,你就觉得爽,你觉得安全感,你觉得不会那么焦虑。

但世界不像我们说的那么有定论,充满不确定性。你要试错,没有那么斩钉截铁,这可能是常态。我们对这个常态可能不适应。

互联网会加深人们的偏见,但反过来,互联网的好处在于他会选择他想要的加深他的偏见,但相反的东西也有很多,就你不要有意地屏蔽。网络治理者不要给单向的信息,激化这个倾向。有意识地把各方意见都放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不会是个大问题。即使每个人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但外在环境是充分的,也会避免。

17. 为什么缺少尊重和信任是一个社会里最让人担忧的事?

周保松:

我们不能抽离制度层面去谈个人怎么样。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制度上,因为人是活在制度里的。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不是越变越好,那里面的人也会越来越绝望。

如果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给人信任、是使人无法互相尊重的,或者说我们的社会不是可以讲道理的状态,就是谁有权力谁话事,让我们感觉到强烈的不公正——那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会说,为什么我们要讲道理?为什么要去追求平等尊重的人生?他会觉得很绝望。

所以你会发觉,一个比较好的公共文化要培养这些德性,我们要回到制度层面上去,慢慢地让人对这个世界有信心,(让他们)觉得正义是值得追求的,诚实是一种德性。整个社会追求一些好的价值,正当的东西是值得肯定的,慢慢形成一些良性互动,这是很关键的。不然很多小朋友看到,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丛林世界里,这个世界谁有钱、谁有势,谁就能得到一切,那很多人对道德就没有信心,就会越来越坏。

其实今天中国很多问题,说到头,都跟我们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你谈追求真理、言论空间,都跟我们这个制度没有变得更加公正有关系。如果我们抽离制度去讲,讲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落实。

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尊严,让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充分自由去追求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合理的机会去追求他想过的生活。

18. 为什么同理心如此重要?

郑戈:

我们不能要求一般人超越自爱和利己的维度,所以说同情心只有在一个社会非常稳定、大多数人都能在确保自己利益的情况下,然后来把爱逐渐的延伸出去。我觉得这是同情心发育的一个社会条件。

还有一个社会条件是:这个社会得是一个注重个人才能、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家庭,就注定了整个人生的命运。必须是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天能够变成你想变成的人,也有人会变成你最不想变成人那种人。这种双向流动都有可能的社会,大家就更可能有同情心。比如你看到一个乞丐,就会想哪一天我可能也会沦落到他这个境地,就会对他施以援手。

这些思想条件确实是和阅读有关,特别是叙事性的阅读,包括小说和戏剧。一个人可以经历的事情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想象空间其实是来自于阅读的。所以说一个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激发人的同情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综合性的,你所处的社会条件,阅读习惯,教养程度都是有关系的。

但人文教育在我国是尤其缺乏的。可你只知道考虑一些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因素,是没法帮助这个国家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有立足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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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罗尔斯,著有《正义论》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来自:princeton

       19. 商业可以为公共性不足的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刘海龙:

在传媒方面重建公共性有两个进路,一个是从制度着手,目前难度大,只能逐渐推进。我觉得目前可以做起来的是第二个,主要是消费者运动。比如 1960 年代美国在汽车安全问题上向厂商不懈斗争的 Ralph Nader ,他后来一直还参加总统竞选,他倡导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费者运动,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西方民主运动在 1960 年代有个非常大的转向就是消费者的参与,不光是政治问题,消费之中也存在权利的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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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Ralph Nader,曾倡导过“消费者运动”,参与过总统竞选。    来自:flickr

当时几家大的企业可以联合起来,掩盖汽车在设计上的重大安全的缺陷。产业界就坚决不承认自己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单个消费者拿它根本没办法,因为汽车制造是专业的,你斗不过他们。但是消费者集体抵制,你解决不好就不买你的车,他们就承认这些事故确实跟他们有关系。消费者的监督是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推动政府去立法。

所以像微软垄断到一定时候就会对社会造成威胁,威胁到公共利益,就要被拆分。谷歌一直说不做恶,但他所有的这些产品还是要接受大家监督。现在还一直有人在追究它的排名的算法问题,里面很复杂,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一般人又看不懂,不够透明,消费者总觉得不踏实。但是他恐怕不敢公开搞竞价排名这种东西,他敢搞我估计股票第二天就跌到没有人再买了。他们那里有非常强的监督,不光是监督政府,还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因为后者在现代社会的权力在膨胀,实施得也更隐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有所顾忌,不然会被消费者抛弃掉。

比如要是媒体侮辱了特定群体,那公众就拼命给媒体写信,再号召大家不要看你这个节目,让你的收视率掉下来。但是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自己的权利不是特别在意。我记得几年前李开复曾发起过一个运动抵制天津卫视的一个职业招聘的节目,因为里面不尊重求职者。李开复当时号召大众不要看这个节目。但后来这个运动不了了之,因为大家觉得节目好看,那个事情和我无关。说到底还是消费者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没有骨气。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消费者意识比较强的国家,恐怕就这个节目会被骂得很惨,收视率掉下来,可能就停播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过。但在中国还缺乏这样一两个典型事件让生产者害怕,让企业害怕,让消费者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很大。前年几微博火的时候有点这样的迹象,但这几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股力量好像又弱下来。

这个只能慢慢进步了,靠一个个的事件大家去慢慢推动。

20. 换一个角度看水军,为什么它是可以宽容的?

刘海龙: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水军。国家和企业一直想规范这个行为,我个人觉得这种打压本身是没太大作用的。

在这个时代,当网上信誉成为很重要的东西,它就可以交换,被商品化。就像现实生活中有公共关系和广告一样,为什么在网络世界就不能做公共关系和广告?一个记者可以替公关公司发稿,一个明星可以去代言某个自己没用过的商品,为什么普通人就不可以去代言某个商品呢?我就说这个商品我没用过,但是别人给了我钱,我就扮演一个普通消费者。虽然这个代言行为不像明星拿那么多钱,但背后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实空间这个行为是可以的,网上就不行呢?

因此靠打压是不够的,关键是弄清楚后面的机制,如果有强烈的市场需求,靠堵是堵不住的。错误的打压,就跟当年治理网络一样,打击网络谣言,可你没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谣言?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是什么?水军也是一样的,其实值得学界好好研究。

21. 为什么我们要从阴暗心理和劣根性上赚钱?

蒋方舟:

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创业园。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在一个地方,我就经常听他们聊。做一个新的 app ,大家坐在一起,聊的第一个话题永远是“人有什么阴暗的需求?”“人有什么劣根性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比如,女生是不是总想花超越自己支付能力的钱?包括前段时间支付宝推出的援助交际功能,都是这样。

你不能否认这些面向在很多人心中确实是存在的。恶劣在于,他们可能甚至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好事。他们会说,你看我们新有的这个功能,连公关的钱都省了。可怕的地方在于,甚至你的讨论和批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们已经为此获得了关注。所以那怎么办呢?

本篇采访涉及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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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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