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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从开始就注定惨淡收场的革命 | 有关苏联的那些书  

2017-02-04 22:25:26|  分类: 历史回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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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从开始就注定惨淡收场的革命 | 有关苏联的那些书 - 笑尘 - 行者无疆

 Steven Merritt Miner    1月28日     翻译 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来自 YouTube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说,苏联的实验注定会失败,因为它是在试图改变人性。

一场从开始就注定惨淡收场的革命 | 有关苏联的那些书 - 笑尘 - 行者无疆

 《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的历史》(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     企鹅出版社     1998年3月1日 118 元(亚马逊)

       苏联的崩溃不单单只是地缘政治的分水岭这么简单。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教学家们愈发认识到,它也代表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列宁主义在全球退潮,几乎没什么人还在认真捍卫这套理论。

       但是,在这个不幸的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多得令人失望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苏联这套体制是可以替代西方模式的另一套合理方案。

       诚然,这其中有少数人是斯大林支持者,但许多学者还是运用决疑法、审慎分辨了斯大林本人的暴政和列宁最初提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所谓人文主义的区别。

       针对苏联的研究中往往少不了列宁的身影。列宁被描绘成了一个被卷入由他弟弟操办的革命活动的人,一个出于想要帮助大量劳动人民的无私愿望而采取行动的人。

       他统治中无法否认的暴力元素,常常被开脱成是专制国家主义和压迫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针对内战的紧急状态和外国干涉的反应。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据称更加温和的列宁最后几年里指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比其后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更加人道。

       在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任职的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他撰写了引人入胜、研究精心的著作《人民的悲剧》。

       布尔什维克,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列宁,是不是无情,愿为自身野望牺牲数百万条生命?这本书会解决读者对于这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疑问。

       费吉斯表示,斯大林有着病态的疑心,而列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有着更加与众不同、或者说更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无情,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但他也写道:“很显然,一党制国家、恐怖体系和个人崇拜——这些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本要素早在 1924 年就已经出现了。”1924 年正是列宁去世的那一年。恐怖不是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倾向,它“从一开始就潜伏在这一政权中”,因为布尔什维克人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体系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人类天性。”这“可能是人类进化到某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场实验”,而这场实验的失败“可能就是俄国革命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训”。

       少有同情心的列宁可能代表了一种后苏联时代新兴的舆论共识,每一份档案都进一步印证了这点。但这也提出了一个苏联时代的核心历史问题:在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排得上名号的伟大国度,一个如此暴力、如此不受欢迎的政权,是怎么攥取并维系下来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费吉斯成功汲取了近来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精华,最终给出了一个解释: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一些重要人物犯了大错,尤其是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费吉斯在书中未加修饰地客观刻画了这位沙皇的形象),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沙皇制度的俄国及其“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农奴制度与专制统治”具有割裂国家阶层的本质特点。

       充满悲剧色彩的俄国历史孕育了无法逾越的阶级、宗教和种族仇视,阻碍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布尔什维克既助长了这些仇恨情绪,也以此为食。事实上,列宁知道,这些仇恨敌视是他手中的王牌。以前有观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机制是为应对内战而生的,但费吉斯完全打破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列宁本人无疑相信,要想壮大他的党派微弱的权力基础,最有可能成功的做法就是打一场内战。”

       俄国革命期间至关重要的一群人是农民,费吉斯在这一数量庞大的普通俄国民众身上花费的笔墨尤多。他们的世界满是“偶像与蟑螂”、深深的信念、无知的迷信和畏缩落后。“村庄是阴谋、仇杀、贪婪、不诚实、卑劣的温床,有时还掺杂着可怕的暴力行为……它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想象中公有和谐的天堂。”

       大多数农民只希望城市、地主和国家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希望过上前政治自然状态下自由、不受外部约束的村庄生活。这种本质上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美梦,让他们在面对人数较少的布尔什维克面前变得四分五裂、脆弱不堪。随着沙皇制度走向终结,农民获得了贵族的土地。然后他们就反抗一切可能从他们手中重新收回土地的力量,无论是“红色政权”还是“白色政权”。1917-1921 年间多方内战中的所有党派都有过剥削、屠杀农民的行为,但是据费吉斯称,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争取到勉强中立的农民,是因为他们说服了足够多的农民,告诉他们未来他们可以获准保留自己新获得的土地。(这是一张空头支票:政权巩固后,苏联就开始了集体农场,数百万人在这一过程中被囚禁乃至死亡。)

       “大部分农民最后都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列宁的支持者普遍让他们受到了恐怖行为的折磨的情况下。费吉斯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大多数农民都没有留下回忆的只言片语,那些俄国革命过去许多年后出版了自己回忆的人又碰上了胜利者控制出版刊物言论的时代。费吉斯采纳了目前知识界很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普通民众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俄国民众“不是革命的牺牲者,而是革命悲剧的主人公”,因为“无论民众受到了多少苏联体制的压迫,这一体制还是在俄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了。” 他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套很俄国的概念。”

       事实确实如此,但这话和说“纳粹主义是一套很德国的概念”没什么两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源可能来自俄罗斯历史,但布尔什维克放大了许多俄国传统中病态的东西,扫除了其中许多能让俄国社会变得更人道的东西。

       费吉斯知道这点,因此他最后又反驳了自己。在解释自己的著作标题时他说:“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人民在政治上太过孱弱无力,无法左右它的结局。”这更接近真相。俄国民众没有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分裂的历史、他们的落后畏缩、长期以来各个阶级与人群之间的仇视敌意,以及对生活、对持续不断的世界战争所引起的混乱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相对来说人数较少的一群革命分子得以在这个国家实现了他们的暴力统治。

       大约有1000万人在沸腾的俄国革命中消失了。这个数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战争方被杀死亡的总人数。这场悲剧的巨大规模自然令一些人开始质疑:这场革命本身是否并非是一种改善人们生活的方式,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他最近写就的一套有关那一时期的两卷本历史著作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费吉斯认为,这种看法很奇怪。他说这是“对暴力的偏见”。他要求我们“在历史或社会语境下解读暴力”。他认为,“所有社会革命都天生就会催生流血事件”,“为此谴责革命,就相当于说任何可能以暴力告终的社会抗议从道德层面来说都是错误的。”

       但事实未必如此。旧政权走向末途的最后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宣传称,谋杀特权人士是一桩合法、积极的好事,而不是什么无可避免的恶事。事实上据费吉斯称,恐怖行动可能对俄国人有“一种奇怪的普遍吸引力”,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承诺说,杀戮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奥兰多·费吉斯撰写了一本非凡的著作,写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他的著作将作为史学界的标杆流传一段时间,不过俄国人似乎已经从这场费吉斯没有亲身经历的悲剧中学到了一课。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结束的,俄国人呼吁暴力的声音也变弱了——这说明他们明白了一点:以通过杀戮实现承诺开始的革命带来的生活,并不会比穷困的生活好上多少。

 

引文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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