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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  

2016-10-04 17:14:07|  分类: 焦点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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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白彤东     2016-10-01

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 - 笑尘 - 行者无疆

 沉默的地铁,喧哗的互联网。2016年4月22日,江苏南京地铁一号线。(视觉中国/图)

       网络的出现,让我们有了更大的言论空间。互联网的角色似乎应该是非常正面的。互联网上的各种组织,尤其是现在的微信群,给大家提供了24小时不停歇的意见交流的场所。现在很多我们从来不曾知道其存在的人的小事情,都可能因为网络的扩大而成为轰动性事件。近期的一个例子,就是海南的暴力执法。感谢网络,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并因为被曝光,它被处理了。对互联网的这种显见的正面作用,儒家(比如孔孟)会对它持什么态度?

       拥抱互联网

       对新出现的平等,先秦儒家是认可、支持甚至鼓动的。

       我想,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微妙。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封建贵族政体垮台。随着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的消逝,一个(绝大多数的)人生来平等的平民化社会兴起了。对这种新出现的平等,先秦儒家是认可、支持甚至鼓动的。比如,孔子之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且只有贵族才能去教育其他贵族。《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史,而修《春秋》就应该是出身贵族的史官去做的。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明白,出身卑贱的孔子(这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讲“有教无类”,去教育那些不同出身和背景的弟子,甚至他自己还去编写《春秋》,这些事件本身是多么的划时代。虽然人们心中的孔子形象常常是一个保守的、述而不作的形象,但想想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会发现其实他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

       这种对平等的拥抱,到了孟子、荀子就更厉害了。孟子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即街上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这样的圣王。从儒家这种对平等的态度,似乎马上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更多的人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各种讨论中来的趋向,拥抱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可能的儒家会持支持的态度。

       但是,仔细读先秦儒家经典会看到,除了平等的一面,先秦儒家还有一个很强的精英侧面。在《论语》里,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一般人以下,太玄妙的东西是无法跟他们讲明白的。他更著名(或臭名昭著)的一句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让人民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事,让他跟着去做,但我们不能让他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正确的事,为什么这些事情是正确的。

       当然,尤其是有着更强的平等观念的宋明儒者(一是佛教的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平民化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他们试图削弱先秦儒家的那种精英式的、看不起人民的味道,比如“洗白”上面提到的孔子的这句话。但是,在《论语》里面,孔子看低人民的话不止这么一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它表面的意思,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理解儒家的行为规范(礼)背后的道理,能让他们守规矩就不错了。

       如果认识到先秦儒家的精英层面,就会知道,儒家并不太会为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那么激动。当然,这不是说儒家会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他们会认为,人民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积极意义有限;互联网只是给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多了一个渠道而已。

       也会有担忧

       互联网可能营造了愈发肤浅与对立的政治话语环境,挤压了良性政治对话的空间。这一点也表现在人们越来越追随轰动性事件,而不再关注政治人物对政治的真正观点。

       在看到这些正面作用时,也要意识到互联网也带来或强化了其他一些现象,比如,互联网让各种各样的社会边缘人找到其群体提供了可能,让这个世界分隔成独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单子”。

       其实,在有线电视兴起的时候,类似的效果已经在美国展现出来了。比起传统的、以无线传播的全国性大电视台(NBC、CBS、 ABC),有线电视台经常是立场分明乃至极端的。因为靠收费生存的有线电视台不需要大多数美国人观看,但需要一个人数足够多同时非常稳定的群体观看,所以它采取的竞争策略就是立场鲜明,以吸引一个虽不占人口多数、但非常稳定的群体。与此相对,以前的大无线电视台,这么做无异于商业自杀。这种有线电视台发展策略的好处,是我们有了《权力的游戏》等有个性的美剧,其坏处,就是有了左右立场分明、拒绝与不同观点进行真正对话的各种新闻与政论节目。

       与此类似,在互联网之前,因为社会边缘人不合于主流,所以他们可能羞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或取向,或者在表达之后与主流立场发生碰撞,可能导致其反思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互联网的出现,帮助这些人找到了他们的同道,并因此形成一个小团体。一方面,这有利于社会的宽容与多元,比如这种现象对同性恋群体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那些有着各种各样边缘的并且政治上极端且错误的立场(比如种族仇恨)固化。并且因为他们的立场极端,他们的言论很容易成为标题党吸引眼球,所以实质上给了他们一个不成比例的言论的空间,让他们的言论得以放大,而让主流意见成了“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特朗普因为立场极端,所以得到很多媒体(包括批评他的媒体)的免费宣传,可以说是上面的论述的最后一点的例证。

       但我们会问,当他们的极端言论表达出来,受到社会的压力,他们也就有可能因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吗?但在互联网时代,这很难发生,因为互联网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让人们的立场更加封闭和固化,拒绝与外界交流。这似乎与我们的通常印象相反。一般觉得,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的来源,因此为打破褊狭的意见提供可能。但真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和美好。上面已经提到,互联网给边缘人找到自己的群体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而这一群体为他故步自封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但是,多数人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不是去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观点,从而使自己受到教育;而是想去寻找同道,给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寻求支持与安慰。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圈子,给这种抱团取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民众获取信息时的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去看看《纽(敏)约(感)时(词)》报》上面被大家转得最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它们往往不是那些调查记者花了很大功夫做出来的非常细致而深刻的报道,也不是那些立场温和的专栏作家的公允且平和的文章。被转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派系立场鲜明的文章。《纽(敏)约(感)时(词)》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叫Maureen Dowd,总是抱着一个立场,说话极其阴损,并且逢克林顿夫妇必反。但是,只要她一写什么文章,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几乎都能进十大最多转发。这是为什么?答案就是上面提到的:多数人读报纸时,不是想去听不同的意见,而是想让他们自己的意见得到支持。

       我在美国教书时,《纽(敏)约(感)时(词)》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到我教书的大学做讲演。她指出,互联网,尤其是网上的评价机制(比如点击率、转发率,等等)出现了以后,对《纽(敏)约(感)时(词)》报》有着非常坏的冲击。因为虽然以前报纸的经营者大概也知道,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费钱、费时、费力,但读的人不多,但是他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他还只好容忍这种对报纸营销“性价比”不高,但对社会有极大正面贡献的报道。但是现在,他有明确数据表明哪篇文章的点击量最大。不幸的是,像我上面提到的,点击量最大的文章往往是意见立场非常鲜明,但没有太多真正思考的文章;而那些有思考的评论,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点击量都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互联网的社会里面,认真的报道与公允的评论就越来越被边缘化。

       因此,互联网可能营造了愈发肤浅与对立的政治话语环境,挤压了良性政治对话的空间。这一点也表现在人们越来越追随轰动性事件,而不再关注政治人物对政治的真正观点。比如在美国弗吉尼亚州2006年的参议员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Jim Webb的一个印度裔的支持者总是跟随共和党的候选人George Allen,录下后者的所有谈话,甚至有意激怒对方,录下对方的反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Allen用了一个过时的、有种族歧视嫌疑的字眼去称呼这个Webb的支持者。当这个视频被公开后,Allen的支持率一路下降,最终输掉了选举。当然,Allen用这种字眼很成问题,但是选举参议员这样重要的决定,如果仅仅是依据一方是否被抓住说了这样的字眼而做出,似乎就太过儿戏了。

       互联网提供的全天候的监督机制,以及只有搏出位的标题党才能赢得大家关注的事实,使得多数政客谨小慎微,永远只说多数人耳中的政治正确的话,不敢有任何真情流露。同时,尽量发掘对手的失误瞬间,来击败对手。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政客越来越虚伪和空洞,另一方面造就了抹黑(对方)政治。因此,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虚伪,除了与她自己的品格相关,恐怕也是互联网的产物。反其道行之,迎合极端群体来搏出位的特朗普,也是互联网的产物。2016年美国两党的候选人,恰恰是表现出了互联网对政治影响的两个极端。虽然他们表面上正好相反,但都是互联网所推进的政治肤浅化的代表。

       另外,互联网的自发性质,也为欺骗和谣言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关于前者,我们在魏则西悲剧中已经充分看到。至于谣言,我们在各种自媒体、微信朋友圈里,天天都在经历。这些谣言,也被无数判断力缺乏或者不负责任的网民不断地扩大。这佐证了儒家对众声喧哗的担忧。

       权威声音更重要

       从儒家立场出发,结合对现实社会生态的观察,我们还是应该在审慎与道德自觉中,抱紧众声喧哗的空间。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对互联网下的言论,只是一味否定,甚至要压制?但不要忘了,儒家还有平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也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民本思想上,并且,人民得到服务与否,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孟子讲得很清楚,“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因此,虽然儒家不觉得人民有多大的道德能力、认知能力、政治决策能力,但是儒家认为,人民幸福与否,是由人民自己决定的。可以进一步推论说,儒家会认为网络提供了很好的人民表达对执政满意与否的渠道。在这一点上,网络的作用是正面的。并且,为了保证其正面作用,要保持网络言论的(敏)自(感)由(词)和通畅。

       但是,人民通过网络等渠道表达出来的意见,仅仅是对执政本身满意与否的表达。当民意表达出来后,如何进一步制定政策,在孔孟看来,是超出人民的能力的。而政治决策,要由儒家意义上的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士大夫来决定。但是,“君子和而不同”,这种不同包括对政治的不同判断,而这种不同不应该强行压制(否则就是小人的“同而不和”的状态)。并且,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常识性判断,即更好的政策有待于这种不同意见的公开与深入的交流,那么,以良政为最高目标的儒家就有了支持言论发表与流动的另一个依据,他们也会因此欢迎网络所提供的更多的讨论渠道。

       与此相对,如果讨论渠道缺失,如何能有对政策的深入讨论?如果没有政策讨论的空间,再多智库也不会提出不同建议(后者才是智库存在的意义)。对此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允许某种意见表达,这种意见会被外界理解为官方立场。恰恰相反,如果允许一个言论市场的存在,这个市场上的某种物品,就与官方立场没有关系,官方也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经过(敏)自(感)由(词)竞争出来的好货品的购买者。否则,怎么可能让有识之士提出有新意的建议和想法?这是一个很常识的道理!

       当然,君子之间还是要“和”,号称言论(敏)自(感)由(词)的西方国家对言论也有所控制,比如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言论会受到社会谴责,甚至法律的惩处。但这里是度的问题。国家一定要把这个度定得足够低,哪怕是以众声嘈杂为代价,以便让不同的言论得以生存。与此相关,这个度也要有明确规定。尺度定义模糊,那些性情温和的人,就不愿再发言。本想避免极端言论以求稳定,结果反而极端言论横行。

       简而言之,为了能让有建设性的意见发声,我们要容忍那些哪怕只是发牢骚。当然希望民众发表更有见解和负责的言论,但这主要要依靠民众的自觉,以及舆论、习俗软性的倡导。

       孔子指出过,信任是更重要的,即所谓“民无信不立”。当民不再信任,谣言就成了信息的来源。当失去准确可靠的信息来源后,人们可能就开始乱信。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上面提到,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确认可靠性的言论都是人民获得信息的很重要的方式,并且互联网加重了这个问题,但是,国人相信这种言论的非理智的程度,要超过那些信息传播相对更通畅的环境里的人。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谈及一个例子。在福岛核事故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传各种各样恐怖的信息,并且也有外国人有因为信了谣传,就去买碘片吃来保护自己。哪个国家的人民都可能干荒诞的事情,但为什么有的人有时候要更荒诞?这跟该环境下还有些权威的、因为其相对透明、公开而博得公众信任的信息渠道有关。他们可能不相信国会,但他们会相信国家的卫生组织、防疫组织发布的一些信息。如果没有任何权威信息可以相信,就为最极端、最不靠谱的谣言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总之,很多人对互联网提供的让民众也能发声的更多的可能,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儒家可能也对人民能力以及网络上的众声喧哗有担忧,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可以从其他考虑,支持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并且,对人民能力担忧而采取不当措施,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从儒家立场出发,结合对现实社会生态的观察,我们还是应该在审慎与道德自觉中,抱紧众声喧哗的空间。

      (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

 

引文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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