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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逾法而为善  

2016-04-14 00:01:17|  分类: 焦点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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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建   2016-04-08

权不逾法而为善 - 笑尘 - 行者无疆

   近日网络最为关注的恐怕就是中央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那份意见书了。然而,本国国民都知道,政府意见其实不是意见而是指令。该指令有两个节点:一是试图推行未来城市规划的街区制,且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更重要的是第二,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显然,民意汹涌的主要是针对第二点,它直接与小区居民的财产权利有冲突。围墙内的小区,一土地二绿化,小区业主在自己的购房款中已经包含了该小区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小区绿化也是靠业主每个月的物业费在维持。如果小区墙面说破就破,至少同时被破掉的就是这两项民法权利。同时也包括其他一些附加权利,比如小区道路公共化,原来小区的宁静很可能将为噪音所取代,而宁静或者幽静恰恰可以是业主当初选择在此购房的缘由。但,小区业主的这些权利,至少在这份意见书里,看不到它的位置,亦不知意见书的起草者是否考虑过此一问题。

  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政府现在屡屡强调法治,所谓缺什么才强调什么。但强调是不够的,更要践履。现代社会,治国情形不外两种,一种是作为政治文明的“法治国”,相反,另一种则是权力意志性质的“行政治国”。后者治国主要依凭权力者的主观意志(它可以合法,也可以违法,因为法不在它的视野内)。如果可以直捷地说,今天中央政府为街区制而要取消的小区制,恰恰就是当年行政治国亦即权力意志的产物。其始作俑者就是在河北任上出了问题而现已离世的程维高。

  插:这是“百度百科”对程维高与中国小区制初始的一个介绍:回城返乡的人潮拥入,整个城市应付不及,只得绕着城区突击建设简易窝棚。缺乏规划的建设使得城市更加拥挤和混乱。程维高想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集中进行城市规划,在离城几公里外的地方建设居民小区,将集中在市区的人口分散;小区集中施行社区化管理,商店、医院、邮电局、派出所、活动室等设施和小区一起修建;政府没有资金,各入住单位根据所需面积分摊筹集。1980年1月,常州市的第一个居民小区花园新村破土动工,一年后,可入住2000户的小区完工。以这种模式修建的小区很快在市民当中成了热门话题。其后一年之中,又有两处居民小区建成。常州住房模式,引起了正为住房问题犯愁的高层领导的关注。从1982年起,三年之内,从党的总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先后有十多位中央领导视察常州的居民小区。如此多的高层领导在短时间内视察一个地级市,实属罕见。

  人们形象地把行政治国称之为拍脑袋治国。程维高的小区模式其实也是拍脑袋的产物,他足够聪明;而且小区模式在当时也的确能够解决城市需要解决的大量住户的问题,否则也不会迅疾在全国推广。但,当时推行小区制的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程维高(们)是不会考量的,那个时代法治这个词对这个国家无论政府还是人民何等陌生。充其量——政府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法律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能有这个意识就不错了。

  时移世易,为当时城市建设立过汗马功劳的小区制无以解决当今城市要解决的问题了,于是有官员说小区制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实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分散,集中才是(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君不见现在乡村学城市,把居住分散的农民集中到同一格局的楼房里居住,正是乡村城镇化正在做的事,它同样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不过,即使可以让步承认小区制落后,街区制有诸多好处;但,政府不应也不能简单地见好就上。它至少要考虑自己的行为,一宪法是否授权,二是否与某种法律抵触。预先就考虑这两点的,是谓法治国。如果不予考虑竟或认为不需考虑,则为行政治国。

  这就是我上文说意见书起草者是否考虑过此一问题的用意。因为中国城市这许多年来已经充分地小区化了。小区破墙几乎涉及千家万户。一个政策出台,这么巨大的利益牵扯能不顾及。果然,意见书一出,网络上到处都在晒《物权法》第73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显然,意见书中的小区开放与这第73条有所矛盾。“矛”的一方在于:开放小区是行政权力;“盾”的一方则是:民法保障小区开放与否是业主权利。“矛”在颁布意见时是否考虑过无数业主的利益与意愿呢;还是认为政府我只要是在做好事,一纸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

  行政权力v民法权利。问题的症结就这样凸显。解决它无非两条路,行政治国的路就是按意见走下去,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没问题。现在这样做也未必有多大困难。毕竟政府我出发点是好的,事实上也能为新城市化带来相应的好处。但,这只是政府的“意图伦理”,仅此应该是不够的。马克斯·韦伯更强调政治人物从事政治行为时的“责任伦理”。因为政治文明国家的政府无不是有限政府,这个“限”是权力的边界,亦即法律约束权力行为的边界。政府的责任伦理就在于它的行为必须自觉不让权力越界,哪怕是在做它自认为的好事。显然这样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法治国的思路。如果意见书在民法面前按后一条道路行事,那么,它不妨就是一句话:权不逾法而为善。

 

引文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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