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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日志

 
 

你要我爱什么?  

2016-03-02 21:49:11|  分类: 随笔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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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1   作者:龙应台

        亲爱的飞:

        一月的德累斯顿很冷吧?你拍的这三张照片剪贴在一起,我花了点时间才把它看懂。

你要我爱什么? - 笑尘 - 行者无疆

 图片摄影:Andreas Walther

所以最上面一张是1月5日晚上在德累斯顿歌剧院广场上的右翼组织Pegida大示威,中间那张是德累斯顿歌剧院,下面那张是歌剧院在建筑中央那面大荧幕上打出的字,对这场反难民示威表达歌剧院的明确立场:

“我们可不是‘不宽容’的舞台背景。”

Pegida,翻译成中文非常拗口——“爱欧洲者反对西方世界伊斯兰化”组织,2014年10月成立时本来很小,但是每发生一次恐怖攻击事件,它就壮大一次,从2015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到年末的巴黎连串爆炸,支持者越来越多,默克尔对难民的开门政策,更成了滋养它的维他命。你很担心德国“往右转”,看起来真值得忧虑。

“爱欧洲者”——飞,你们这一代德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敢谈也不能谈“爱国”,那么,你“爱”欧洲吗?

集体要怎么爱?

老实说,我对“爱”这个字非常感冒。“爱”,当紧接其后的受词,是一个个体,譬如一个孩子,一个情人,一只猫,一头猪,那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情感投注。当“爱”的受词是一个集体,譬如宣示爱美国,爱日本,爱中国台湾,爱大陆,爱什么党什么团,爱什么阶级大众,它其实往往是一支用手套包起来的扁钻,是一个拿来排除外人、巩固自我的武器。

集体要怎么爱?任何一个集体都是无数个不同主张、不同气质的人所组成,即使这群人有了同一个主张,那么我可能“爱”的也凑巧是那某一个主张而已,如何无限上纲到“爱”那个集体呢?

在现代所追求的开放社会里,“我”,跟“集体”之间,保持一个理性距离、思辨空间,不正是最必要的一个条件吗?要求你去爱一个集体,不就直接否定了开放社会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和安德烈在东京玩“普鲁斯特问卷”的时候,有一题:“你最欣赏的女性作者是谁?”我当时想不出来,其实我有的,就是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

你看看她的履历:在德国生长、受哲学教育的犹太人,26岁因为纳粹的掌权而流亡法国,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被送到Gurs拘留营,1941年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德国这个集体对她的伤害,无以复加吧?被迫害的犹太族群,受伤之深,太有理由“抱团求存”吧?我特别留意阿伦特怎么处理个人对集体的关系。

人民公敌第一号

1943年,她第一次以英文发表文章,题目叫《我们这些难民》。她以流亡犹太人的身份告诉主流社会美国人,“难民”的意思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依托。我们失去了工作,也就是对自身价值的信心。我们失去了语言,也就是我们不再能自然地应对,利索地行动,真诚地表达。”你们眼中的腊肠狗,其实原来是圣伯纳。我们这些难民都是有历史脉络的,但是全部都不被看见。

她这篇文章,其实很能说明为什么在21世纪的叙利亚难民大危机里,德国和其他平常也满口人权的国家譬如英国,表现得那么不一样。虽然也有Pegida这样的仇外组织,但是德国在2015年收容了一百多万的难民。在德国的集体记忆中,保留了一个因为大伤而特别柔软的角落——他们努力去记得,曾经有无数个德国人于大难中向别的国家祈求庇护,这包括犹太人如汉娜,也包括德国人如托马斯·曼。

“教训”美国人的阿伦特,是站在犹太人这个集体的位置上发言的,她同时主张,犹太人无可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当你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攻击的时候,你不可能用我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的身份来保护自己。”但是即便是早在1943年的文章里,她对于犹太人内部的矛盾,自己对自己人的分化、敌视与倾轧,一点不讳言。西欧犹太人瞧不起东欧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瞧不起俄国犹太人;皮肤白一点的犹太人,瞧不起皮肤深一点的犹太人……

1951年,她发表了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发表《人的条件》,都使她成为“犹太人之光”,可是1963年当她发表了5篇对于艾希曼大审的观察报告之后,她却又在美国成为“犹太人公敌第一号”。

她认为纳粹头目艾希曼罪不可赦,但是她说,艾希曼不是恶魔,只是把自己放进一个平庸无奇的官僚机器里去执行罪恶的任务。可是群众要的是恶魔,你怎么可以说他不是恶魔呢?

她认为纳粹固然可恶,但是与纳粹合作的犹太精英不是没有责任。可是观审的群众要的是黑白分明,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你怎么可以说受难者也有责任呢?

她无法忍受艾希曼大审的以色列检察长用夸张的、煽情的、极尽民粹、追求戏剧效果的表演方式进行庭上诘辩。她认为在政治的领域里,必须由理性主导,避开个人激情,民族主义是危险的。可是追求建国的大众最需要的武器就是激情,激情才能带来凝聚力,有凝聚力才能抵抗或攻击,你怎么可以批判民族主义呢?

她当时说的话,我至今读来都觉得心惊肉跳。在《谈革命》里,她说:“不管什么激情和情感,都是深藏在人心深处的东西,人心深处的东西非但肉眼无法穿透一一它还需要隐藏,不让公共领域的亮光逼射进来使它变质。再深沉的情感动机,一旦见光被审,都会变成猜疑的对象。”而现代政治的发展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越来越被侵犯,被逼视,这种逼视,正好就是20世纪集权政治的最大特征。

我发现阿伦特的寂寞。在激情的时代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政治公共空间必须保留理性的干燥,排除滥情的湿度。

她当然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受伤。同侪严厉地指控她,身为被迫害者,却不肯称迫害者为恶魔。身为犹太人,却“不爱犹太人”。

对于“不爱犹太人”的抨击,她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说对了。我就是没法被这种爱感动。两个原因:我一辈子就没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我没爱过德国人没爱过法国人或美国人或劳动阶级或任何这一类的。我确实只懂得爱我的朋友,而我唯一理解或接受的爱,就是对个人的爱。”

冷度和干燥

你说,妈,你为什么对这个议题那么“揪心”?

我想是因为,我现在目睹的华人世界的政治气氛,都在鼓吹对集体的爱,不同的地方鼓吹拥抱不同的集体。拥抱一个集体的同时就是在敌视或抵抗外部另一个集体,而对于内部,也就越来越不愿容忍那不爱同一个集体的个人。我感受到这种集体歇斯底里的压迫性。

我也看见公共空间被情绪、动机、滥情、悲情、激情所弥漫,所堵塞,理性的“冷度”和“干燥”,几乎无法存在。不论是司法判决或是政策辩论,被自以为是的道德激情主导。而大多数的人,对这种趋势没有感觉。这种趋势,如果没有强大的自觉,会安静无声地蔓延。

阿伦特让我最觉得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是这个:

“邪恶从来就不是激烈,只是极端。邪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妖魔性,但是它之所以会扩张而且覆灭整个世界,正是因为它会像物体表面的霉菌一样蔓延。这就是邪恶的平庸性。”

 
引文来源 腾讯网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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