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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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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2016-12-22 22:16:56|  分类: 财经前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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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 笑尘 - 行者无疆

 图文无关   图片来源   网络  自配

来源:新京报     · 2016-12-22       ·作者:陈媛媛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

  访谈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很多人称“曹德旺也要跑了”。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但是,此事还是颇为值得反思——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死亡税率”并不夸张

  新京报: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您称这么高的税费负担为“死亡税率”。昨天却有学者称,您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死亡税率”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

  李炜光: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减税,减税是不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李炜光: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用“轻税”这个词。因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今天减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而眼下,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

  就拿美国来说,特朗普为何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获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减税,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税收减少4.4万亿美元。这样做,实际上说到了选民的心坎里。美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来萎靡不振,也没到完全瘫痪的地步。那么,此时难道说就不应该呼吁减税吗?显然不是。

  里根轻税政策至今影响美国

  新京报:怎样的环境,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

  李炜光:企业家创业、创新,都需要有一个轻税的环境。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这些年来,美国虽然也试图在医疗方面进行改革,但是,他们的道路走得也不畅快。不过,美国很快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马上进行了调整——特朗普的减税其实就是调整。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比较灵活的。

  事实上,不同于西欧高福利国家,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

  算税负不能玩“数字游戏”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炜光: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我们的税制与之没什么可比性。

  现在说的中国企业税负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中包括各种税以及各种企业必须缴纳的费。用这些税费除以商业净利润,我们就可以算出,中国企业的税率到底是多少了。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一算。

  但是,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那么,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税负高不高?要问企业家

  新京报:您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反映的是当下一些企业家普遍的感受吗?

  李炜光:这件事发生在大连,百分之百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作为学者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家不该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发展。

  说到底,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的企业都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目前,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也是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生长出一批比较成功的企业,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呢,大家就要去美国发展,这对我们这个非常有前景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说实话,我们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企业家们就开始悲观,资本就开始出走,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

  营改增后,生产企业1/3流转税无法转嫁

  新京报:曹德旺提出,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那么,除了增值税之外,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所得税比较重,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二是,劳务税比较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在会计记账上,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五险一金”始终被算作税,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数”,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目前,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这要是足额缴纳,企业更受不了。我们主张,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对此,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而且,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应下调。现在,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也不少。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政府扶持不出好企业

  新京报:税负改革,现实中存在什么阻力?

  李炜光:今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其实也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无论从政策层面来看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减税、实行轻税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早已达成共识。但是,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支持改革、降低税负,这都没有任何分歧,可是一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往往南辕北辙。

  新京报:除了税负,您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的其他问题是什么?

  李炜光:其实,我们也不必为民营企业家操太多的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上早就练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相当有学识、有水平、有能力。现实中,我接触过特别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们懂市场。他们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经历也很传奇,中国有这样一些企业家,特别让人感到踏实,能让人看到希望。

  但是,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在市场,而在于不当的干预、沉重的赋税。38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他们,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很多时候,不要他们担心创新不足、结构不合理,政府越去干预企业家,往往越干预不好。我一直认为,政府的干预,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从政府角度讲,对企业就要提供“大环境”,少去干预、减轻税负,甚至少去扶持。好企业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业家。曹德旺、马云,显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

  税费要适当,同时要偏轻,这是我主张的政策。当然,这需要研究,什么是适当征税、什么是偏轻,征百分之几算少、征百分之几算多。

 

引文来源   新京报   评论

延伸阅读

降低制度成本,才能留住曹德旺们

2016-12-21      来源:新京报     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越高,其运行费用就越低,分摊到企业身上的税收和杂费就越低,企业就越是可能有竞争力。

  这些年,中美物价对比多次挑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2010年左右,我们发现在中国大陆制造的电子、服装等物品,在美国出售的价格比中国低30%-50%。原因是,虽然中国的生产成本低,但是交易成本高。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决定在美国计划投资10亿美元开厂的新闻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曹德旺的分析,虽然美国的人力成本比中国贵,但是土地、能源、利息、物流、税收等费用都比中国便宜,而且在美国“办个企业不用像在国内一样请客送礼,看上级领导脸色”。六年前,与美国对比,中国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交易成本高;六年后,中国商品不仅交易成本高,而且连生产成本的优势也快消失了。长此以往,中国制造业恐怕将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空间非常有限。要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还是依靠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泛指所有跟交易有关的成本,包括管理、销售、物流等环节产生的费用以及税收、杂费等“看得见”的费用,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公关”费用以及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费用等“看不见”的费用。通俗地说,交易费用是制度运行的费用。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越高,其运行费用就越低,分摊到企业身上的税收和杂费就越低,企业就越是可能有竞争力。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运行效率低、贪腐严重,税费必然高,企业的负担就越重,想降也降不下来。

  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证明了上述观点。过去,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比较优势,进而决定了贸易模式。现在,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决定了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纳恩(Nathan Nunn)的跨国实证分析表明,那些制度质量更高的国家,在生产和出口高科技产品(契约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要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提高中国的制度质量,降低中国的制度成本。就此而言,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里也明确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政府运行效率,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减少各种浪费。第二,精简政府规模,建设高效的“小政府”,从而大大降低财政性支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税收。第三,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坚决禁止对企业的各类违规收费和摊派。第四,保护企业的合法契约,政府要带头遵守“契约精神”,这样才能优化经商环境,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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