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行者无疆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日志

 
 

柏杨的意义  

2015-12-04 00:32:00|  分类: 随笔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柏杨的意义 - 笑尘 - 行者无疆

 图片来源  网络

作者:景凯旋    2015-12-02

        1985年,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这个题目取自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次讲座,收集了他的许多演讲和杂文。书甫问世,就在海外和台湾引起轰动,赞赏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但在八十年代,大陆刚刚经历了文革,正处在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人们使用的最多的词是“反思”,是“忧患意识”,柏杨这本书将人们的思考再次引向国民的劣根性,燃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热情。

        毫无疑问,柏杨的思想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一系,嬉笑怒骂的精神也是继承了鲁迅的风格。他在书中举了许多直观的事例,抨击中国人的种种弱点,诸如无诚信、爱面子、卑怯、自私、狡猾、虚骄、猥琐、势利、愚味、残忍、窝里斗、明哲保身、崇拜权势等,在哪里都是脏、乱、吵,不讲规则,缺乏公德。柏杨把这些弱点归结为一种酱缸文化:“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

        这是一个模模糊糊、是非不分的社会,遵循的主要是动物本能。当年此书给国人的最深印象就是“窝里斗”,令人联想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其中的残忍与愚味显然在历史中能找到根据。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然而,时移世易,九十年代后国人的反思掉转了一个方向,中国的问题其实不在文化,而在制度。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鲁迅、柏杨们于是又成了罪人,国民劣根性的说法原来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

        无论是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都是在寻求现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始终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相信,事物的背后只能有一个解释。不能说对制度的反思没有道理,尤其在今天,制度建设也许比文化问题更为重要。但是,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使是重视制度建设的胡适,当年也曾说过,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建立起来的。倘若以为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使人的德性变好,这种看法实在太乐观,它与当初想要通过制度来改造人是同一思维:人的问题首先都是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进行的,它的路径选择与共同体的固有观念、习俗以及民族性有着密切关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比较了英国人与法国人的不同,这种民族性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路径选择。欧洲启蒙运动既产生了平等观念,也传播了自由观念。法国人坚持了前者,却忘记了后者。因此,在不同国家,思想启蒙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就像法国大革命的发生,纳粹德国的兴起,当今的俄罗斯道路,都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谁强迫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性。

        这种民族特性的探讨见诸世上所有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柏杨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文学知识分子的职分和情怀就是关注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人性,诊断社会的病因。固然,“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但这应当是政治家的思维,不是文学家的思维。对社会而言,文学家的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因为这会促使我们去思考,去试图改变。假如人人都坦然活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就像哈维尔所说,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成为了这个制度。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偏于理性的文化,但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这种理智是实用主义的,具有很强的自我保存的特性,很少讲求公共伦理。另一方面,个体缺乏独立运用理智的能力与勇气,或者说缺乏内在的自我。它是利己的,不是自我的;是爱面子的,不是自尊的。虚骄与顺从往往集于一身,形成欺弱崇强的权力主义人格。明明属于无权者,却偏偏具有权力者的思想。鲁迅与柏杨从传统文化中所揭示的,便是这种精明而不独立的理性。按照康德的启蒙观点,这种权力崇拜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不成熟状态。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这种民族性源于历史,它本身不会产生专制,但却会喜欢被专制。

        如果说,崇拜权势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这在从前还属于尊尊的大传统,那么,自从上世纪初,中国文化就开始了一种粗鄙的小传统化过程,特点是缺乏自尊和自信。鲁迅、柏杨那代人在寻找文化参照时,采用的还是一种比优的思维方式,亦即看到其他文化的长处,以发现自身的短处。而今天许多人采用的方式往往是比坏思维,就像是小混混的街头吵架,乌鸦莫要嫌猪黑,我们自身虽有问题,但其他文化的问题更大。然而,这是一种向下的道德比较,它不会给我们增加任何益处,却会导致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断下降。

        新文化启蒙固然带来了决定论的绝对观念,但也造就了怀疑权威的精神。中国文化并非一团漆黑,亦非完美无缺,民族性亦然。几十年过去,我们似乎已经从这个认识上倒退。当年台湾当局曾对柏杨大加抨击,同样地,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中国文化的问题,立刻便被骂成崇洋媚外。不可否认,柏杨的许多看法未必准确,阐述也过于直观化、情绪化,但只要世上还没有一门科学能通过统计数据,能准确地计算出一个社会的好坏,一个敏锐的作家对社会的整体感受就是有启发意义的。柏杨当年所指出的现象,在今天仍比比皆是,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全归于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逃避个人责任的态度,同样又回到了柏杨的话题。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也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意义所在。

 

引文来源 共识网

  评论这张
 
阅读(27)|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