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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试验” 中国计划生育50年  

2015-11-07 00:30:56|  分类: 时事纵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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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微敖   发自:北京、长沙 2015-11-05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试验”   中国计划生育50年 - 笑尘 - 行者无疆

 1990年,福建泉州街头挂着的计划生育标语: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 (CFP/图)

       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响彻神州

今年66岁的郑春喜,有过30年的中国“最基层”计生干部工作经验。

1963年,14岁的她从老家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广福乡(1997年被撤并)的一所高小毕业后,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后来又成为村上的妇女主任、组织委员,负责文教卫生工作。

在郑春喜记忆里,计划生育工作,是从1964年的“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当时的社教运动内容之一,就包括宣传、推广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这个词汇的发明者,实际上是毛泽东。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主编出版的《计划生育全书》里,有一篇《毛泽东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其中记述: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向1800多位与会者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

从此,“计划生育”这个词,响彻神州。

1962年,当时的卫生部妇幼卫生司,首先设立了计划生育处。

1964年,全国人口第二次普查工作完成,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中国共有6.91亿人;相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5.83亿人,增加了近五分之一。

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在这一年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该委员会主任。

对于1964年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方式,郑春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首先是各级开会,“大队开会、生产队开会、社员开大会”,各种层级的会议,宣传中央精神,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我们要动员、鼓励已经生育了三四个孩子的,或更多孩子的妇女,去医院做‘结扎’”。虽然过去了51年,郑春喜仍然记得。那时一年一个村,会有20到30位已育妇女去乡卫生院做“结扎”手术,免费。

文革中:先停滞,后恢复

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

郑春喜说,当时乡镇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少被打倒,很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层面,1968年11月,成立仅仅4年多的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也被撤销了。

不过,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口学家梁中堂,曾撰文说: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个观点,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以后,政府就不搞计划生育了,结果使得人口多增加3亿。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也许因为计划生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没有人批判和否定过。”

1973年,国务院又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等人曾兼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卫生部代管。

在这个前后,上级要求郑春喜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开展起来。“符合条件的妇女,都要求去‘上环’(子宫内放置避孕环)或者做‘结扎’。其中‘结扎’在春、秋两季,集中来做。”

最热闹的一次是1975年,郑春喜说,整个乡上,符合“结扎”条件的,都来到乡政府礼堂。“总计怕超过1000人,结果礼堂全住满了,乡卫生院的病房、走廊也住满了。”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也曾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文革”中国家的生育政策是“晚、稀、少”(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只生两个孩子)。不久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80年代:“拔钉子户、 重点突破”

1978年,国家进一步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

这一年,郑喜春所在的乡获得了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一名,“县里奖励我们乡20个广播喇叭”。有奖也有罚,计划生育做得不好的,“比如超过指标生育的,上头会通报批评”。

对于违反规定生育的夫妇,会要罚款。“比如没有指标,生第二胎的,罚300块;生第三胎的,罚600块。”在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当地正式国家职工,一个月工资也就25元到30元。

梁中堂记述,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和陈云对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过快增长连续发出指示。邓小平提出,要规定一些政策,通过立法,以限制人口增长。陈云提出过,对于生育政策,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时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1980年9月25日,中G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严格和普遍实施,甚至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代名词。

1981年3月,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次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在新修订的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那几年(80年代初),计划生育确实抓得很紧。已经生了两个的妇女,非‘扎’不可;生了三个的,更要带着她去强制结扎。生了第三胎的,要罚款,开始是罚800块,中间涨到1000块,后来又涨到10000块。”郑春喜说。

翟振武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1980年至1984年间,由于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矛盾尖锐、工作压力巨大”,1984年后调整为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一孩半”的政策(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则不允许生育)。同时,至迟从1985年开始,全国各省份,又陆续实施了“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

2001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获得通过,行之至今。

十二五期间:“单独二孩”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至少从2005年、2006年开始,中国在为进一步放宽生育政策做准备。2006年“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可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翟振武教授解释说,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全面二孩”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2011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下辖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上形成共识:可选择一些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

然而来自学界、官场的,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也层出不穷。一位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重要官员曾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单独二孩”政策一度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

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孩”政策被搁置下来。

2013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

2013年7月底8月初,有权威消息人士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单独二孩”政策重新纳入官方议程,“最早今年(2013年)底、最晚明年初或可开始试行。同时,一项‘更为大胆’的方案也在酝酿中,那就是2015年,即‘十二五’结束之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即届时夫妻双方,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一说法,随后得到异常精准的验证。

2013年11月,中共18届3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底中共18届3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终结。

人口学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此评述:

“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作为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试验,它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因政策产生的亿万独生子女家庭,会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长期存在,更体现在几十年政策执行中宣扬的把人口和家庭控制作为经济和生活改善手段的‘超理性’思维模式,将长期影响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


引文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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