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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  

2015-11-21 20:52:13|  分类: 历史回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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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02-11-25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 - 笑尘 - 行者无疆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郭沫若。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在郭老诞辰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国内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和争议采访了学者丁东,在缅怀和颂扬一位世纪老人的时刻,我们也得以从别样的视角审视一代学人。

        南方周末:我们为什么反思郭沫若?

  丁东:鲁迅之后,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旗手。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

  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炼狱中,郭沫若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位居高官而松懈著述,对郭老的成就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作了充分的赞扬。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之外,他一直充当运动先锋。比如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同时他又盲从和推动个人迷信,他在生前面世的那些白纸黑字,很多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

  我们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他本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

  南方周末:引起人们争议的是郭老的后半生。

  丁东: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据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回忆: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沈从文从此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

  类似的声讨式的批判贯穿在郭沫若1948年以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涯中。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4月1日,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之后,他又发表文章《请依法处理胡风》。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 - 笑尘 - 行者无疆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与郭沫若座谈。

  南方周末:“焚书”之说也是郭老遭人诟病的地方,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

  丁东: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这番话的本意并非真的要烧书,无非是以诗人的夸张认定自己的文字“没有一点价值”,以此表示从头改造自己的决心。但4个月后焚书成为一种风潮。有人据此指责郭沫若这番话是开了“文革”大规模焚书的先河,这显然是夸大了郭沫若发言的威力。但是,这番话出自文坛泰斗之口,确实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助长了声势。

  郭老的晚年,每当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发表诗词表态。

  比如,1966年9月9日发表题为《文革》的诗词,歌颂“文革”的到来。“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五个月后,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老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南方周末:作为诗人的自由和作为学者的独立在后期的郭老身上已经难觅踪迹。

  丁东: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除了他的个人品德,还有学术品质。郭老1950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都极大程度表现出一种非己的状态,譬如,郭老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的错别字、书法中出现的笔误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1年10月,郭老建国后惟一的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著作《李白和杜甫》出版,这部书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作者力图“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贬杜。所谓“今天的标准”实际上是在迎合个人崇拜的潮流。郭老在拔高李白的同时对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于前人的贬损。

  郭老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代文坛泰斗、史学大师,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

  郭沫若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巨大的文化财富,还有晚年的悲剧历程。他的内心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露出的一个尖顶。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引文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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